法律与自然情感——以家庭关系和隐私权为例

法律既有赖于国家的明文规定与强力保障,也离不开人们的情感支持。没有人们对法律的尊重、信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社会。同时,在法律所涉及的场域,应当体现以人为本的精神,尊重人们的自然情感,如此方可使法律与人情结合起来。“家庭关系”及“隐私权”的法律实践集中反映了法律对自然情感的保护理由及保护形式。

权证产品创新的法律制度研究

在权证市场上,由于世界各国(地区)所秉持的监管思想不同和司法环境的差异,遂形成了不同的权证监管模式。这些权证监管模式虽然特色不尽相同,但其构建的路径却呈现出诸多的共性。这些共性构成了权证法律监管制度的精髓。当前,在中国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的大环境下,权证借道股权分置改革的契机重返历史舞台。金融产品的创新必引致法律制度的革新,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的法律规制经验并加以本土化的创新,成为中国权证市场法律监管制度的最优构建路径。

质疑死刑复核权的程序功能——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为切入点

死刑复核程序虽然具有控制死刑、纠正冤、假、错案、统一定罪量刑标准的功能,但对其期望值不宜过高,我们应理性地看待死刑复核程序的上述功能,不能让最高人民法院承载超出其实际能力的功能,否则对最高人民法院而言并不公正,就程序自身而言也不符合诉讼规律。我们应当从诉讼系统论的角度来寻求更科学、更有效、更经济的机制实现上述三项目标,而不能舍本逐末。

论争中的渔业权

渔业权是一项有争议的权利。在我国,渔业权是独立存在的,且包含了多项内容。渔业权作为财产权的一种,具有财产权的一般特性,并且也是符合法理与社会实践的。渔业权可以进一步地被界定为准物权,在构成上比较复杂,是一个权利束。尽管渔业权在权利主体和构成上有其特殊性,但私权本质是不变的。对渔业权的研究应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

数额犯若干问题新探

数额犯是指以法定数额作为犯罪构成要件定量标准的犯罪。数额犯中法定的基本数额是犯罪成立的标准,而非犯罪既遂的标准。法定数额本身并非一个独立的构成要件,而是犯罪构成中某些要件的量化标准。根据被量化的要件是行为还是结果,数额犯可分为行为数额犯与结果数额犯。犯罪未遂只存在于行为数额犯中。对于以发生符合法定数额标准的结果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结果数额犯而言,是不存在犯罪未遂的。对于行为数额犯而言,法定的定罪数额标准是既遂行为与未遂行为的共同标准。

试论类比法律推理及其制度基础——以普通法的运作机制为例

类比法律推理是依普通法审判时采用的基本法律推理方法。类比法律推理是一种弱式推理,裁判结论的得出与推理前提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而是高度依赖于法官对类比基准点、已决法律点与问题案件之间事实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以及相同点和不同点哪个更为重要的把握。这种法律推理方式不能限制情感、偏好、前见等个性化因素对法官裁判活动的影响。基于此,“法”的发现以及法官裁量权的控制就成为普通法审判实现司法公正所面临的基本命题。先例拘束原则、陪审制、对抗式审判方式、裁判公开等司法裁判程序制度通过使当事人、社会积极参与法官的裁判活动,为普通法审判实现司法公正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相对刑事责任立法之检讨

许多国家(地区)的刑法都规定了相对刑事责任。关于相对刑事责任的立法模式通常可以分为立法规定模式和司法认定模式两种,其中立法规定模式又分为“列举式”、“概括式”、“列举+概括”式三种不同的规定方式。我国刑法在相对刑事责任的立法模式上采取的是立法规定模式,但在具体规定方式上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进过程。1997年《刑法》第17条第2款采取“列举式”的规定方式曾被誉为我国刑法立法的重大进步之一,但晚近的一些刑法解释性文件又使我国关于相对刑事责任的规定变得非常混乱。检讨有关立法和刑法解释,对完善我国相对刑事责任立法颇具参考价值。

关于渎职罪主体有权解释的思考及立法建议

刑法解释不能超出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而在条文文义可能涵盖的范围之外进行解释。渎职罪主体的有权解释将某些“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规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事实上改变了渎职罪的犯罪主体构成要件,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解释权侵夺刑法立法权的表现。渎职罪的主体应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

论行政中立——从美国行政法看行政公正的制度保障

为了保障在行政过程中以不偏不倚的方式贯彻落实立法精神,美国以《联邦行政程序法》为基础,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制度,主要体现为行政裁决和制规过程中的行政官员保持中立、职能分离、禁止单方接触以及以议会的立法监督和行政首脑的执法监督为基本内容的限制政治影响等。但行政公正与中立原则的实现最终有赖于一个有效的司法系统;否则,再合理的制度也注定难以施行。

《法商研究》2005年总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