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后中国版权国际化的战略调整

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版权国际化模式 :一种是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积极倡导型 ,另一种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的被动移植型。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在入世后应当审时度势 ,逐步化被动为主动 ,力争在版权国际化进程中的发言权 ,并参照本国国情制定适当的版权保护标准 ,合理处理作品创作者与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行政诉讼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之议

为对行政裁量进行有效规制 ,需要设计比较妥当的司法审查标准。基于对案例的实证考察 ,目前的滥用职权标准并非像主流学说所认为的能成为评价行政裁量的重要标准 ,其症结在于将平常意义的滥用职权与主观过错相勾连。行政诉讼法应予修正并确立“裁量明显不当”标准 ,主要审查行政裁量是否明显与立法目的和精神、基本法治原则、习惯法、一般公平正义观念或常人理性相悖 ,而不是追究主观过错。

刑罚目的层次性辩说——兼论刑罚的最终目的

我国刑罚目的不仅具有层次性 ,而且是层次性的统一。保护法益是刑罚的最终目的 ,也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的最终目标。保护法益是刑罚永恒的价值追求 ,在刑法学中以“法益”替代“社会关系”的概念是合理的。刑罚保护法益目的的确立不仅具有其理论基础 ,而且在我国也具有立法依据。

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的人格权立法

在人格权的基本理论上存在一元论与多元论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模式。一元论认为只存在一个统一的人格权 ,它以概括的统一的人格利益为客体 ;多元论认为存在一系列具体的人格权 ,它们以具体的典型的人格利益为客体。一元论在实现概括保护人格利益的同时 ,导致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以及过于依赖司法个案判断 ,多元论能够在克服这些缺陷的同时 ,借助于民法其他制度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中国的人格权立法应该采用多元理论模式。在民法典中采用多元理论模式的人格权立法时单独设立人格权编比较合适。

论社会制约权力——权力制约的再思考

传统的权力制约模式主要表现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尽管这一模式为西方国家广泛采用 ,但是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和行政集权化的趋势 ,这一模式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革命。托克维尔等人敏锐地观察到传统权力制约模式的这一变化 ,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制约权力的理论构想并在西方社会被赋予广泛的宪政实践。但社会制约权力理论在我国还属于尚未完全开发的领域。就我国现行宪政体制而言 ,可以从选举制度、罢免制度、听证制度、陪审制度、新闻监督制度等方面建构和完善我国社会制约权力制度。

论刑法中的实行行为

实行行为既具有行为的一般特性即“行为性” ,又具有区别于刑法上其他行为的“实行性”。实行行为与犯罪行为、危害行为和构成行为的关系为 :行为 =危害行为 +非危害行为 ,危害行为 =一般危害行为 +构成犯罪的危害行为 (构成行为或犯罪行为 ) ,犯罪行为 =总则规定的犯罪行为 (非实行行为 ) +分则规定的犯罪行为 (实行行为 )。实行行为除具有行为的一般特征外 ,还具有严格的刑法分则规定性、完成犯罪的必需性、相对性等法律特征。

德国著作权法中的私人复制与反复制问题

德国 2 0 0 3年 9月生效的新著作权法仍然确认了“私人复制权” ,但同时又首次规定了著作权人进行反复制的“有效的技术保护措施”权利。私人复制与反复制是德国著作权法中的一对矛盾 ,《德国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在当前和今后都不能对“出于纯个人使用目的的私人复制”进行限制 ,而修订后的《德国著作权法》在有关“私人复制”与“技术保护措施”的关系上还需进一步进行调整。

法学家论证意见书及其规范——美国“法院之友”制度的启示

在美国 ,有一套健全的允许包括法学家在内的案外人向法院提供证据事实和法律意见的制度 ,即“法院之友”制度。我国的法学家出具论证意见书与“法院之友”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 ,目前在我国允许法学家出具论证意见书虽然有一定现实合理性的。但在审判实践中 ,法学家论证意见书有诸多欠规范之处 ,我们应该借鉴美国“法院之友”制度的合理因素 ,制定规范法学家论证意见书的法规 ,健全法学家出具论证意见书的相关程序。

“网络时代的著作权保护”国际研讨会综述